第六十九章 火车向京城

    “灿烂的朝霞，升起在金色的京城，庄严的乐曲，报道着祖国的黎明，啊京城啊京城，祖国的心脏，团结的象征，人民的骄傲，胜利的保证，各族人民把你赞颂，你是我们心中的一颗明亮的星……”

    火车行驶在黄色的土地上，方向京城。

    尽管车厢嘈杂混乱，到处都挤满了人。尽管车厢的地板斑驳肮脏，满是煤烟味儿。尽管车厢的喇叭里反反复复播唱的，除了《红灯记》选段，就是这首《京城颂歌》，可受归家意念的驱使，此时坐在车厢内的洪衍文仍然倍感快乐与美好。

    他沉浸在一种难以对人说明的好心情里，眼睛看的是绿人造革的座椅，黄木的短桌子，偌大的玻璃窗户，或站或坐拥挤一团的旅客，大包小包天下地下的行李被卧，可心里想的却是别的。这要用现在的话来描述，那就是爷看的不是别的，爷看的是心情。

    八年前，初次离开京城的时候，他就是坐这样的火车走的，八年之中，他每次回家探亲也是坐这样火车来去往返。

    而这一次，尽管“坐火车”的本质没变，但其意义和他的心情却已然是天壤之别。因为这次再回京城，他就不用再走了。这就像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圆，一个如同宿命式的回归必然。

    自从彻底走出了家门，他真正知道了什么叫“离别”，懂得了什么叫“亲情”。所以过去每年十二天的探亲假，他回乡的时间永远选在过年。因为只有这样，才能慰藉他自己心底的那份离愁。

    在家的那些日子里，因其短暂便显得弥足珍贵。他很清楚，这种回归转眼就面临着离别，于是每次过年他都是一日日数着过的，也会十分小心地避讳着“走”、“火车站”这样的词汇，以免引起父母的悲伤。

    只是让他不免难过的是，往往这种时候，家人的脸虽然都故意装作很平静，甚至有时还会泛出微微的笑，可内里却永远掩饰不住那种苦涩和忧虑。

    没办法，生活让他所有家人都学会了表演，学会了掩饰。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刻，每一个人都为了彼此加倍努力表现着满足、幸福，哪怕这幸福是一瞬即逝的。

    正因为如此，八年来他甚至不敢怎么给家里写信。其实他很想家，恨不得事无巨细，把自己所有的情况都告诉家里。

    可他自打知道母亲收到他的信后，为他的艰苦彻夜落泪，对他心里装满了里装满了悲哀和惦念后，他就没法再写了。因为信写得越长、越频繁，就会让妈妈越难过。

    好在现在这种情况终于结束了，他的关系已经成功地转回了京郊。今后，他就再不用面对每次离别前，家人刻意压制的沉重心情，也完全不会再让母亲为他牵肠挂肚了……

    过了大同还没一个小时，车又停了，是临时停车。沿途中，这样的大战小站无数。

    洪衍文向窗外望，站台上哪儿哪儿都是人，出口处屎黄的墙上隐隐看出“阳高”两个字。他仍然没出雁北地区，可能确定的是，离家越来越近了。

    他的对面换成了一对小夫妻，听到女人的京城口音，本来他以为他们同样都是下乡的知青，还想攀谈一二。可没想到男人一张口却是本地话，女人则脸一红，立刻低下了头。

    他立刻明白了什么，不敢再问了，可心里却没来由的一阵恼火。究竟是恨自己多事，还是恨别的什么，他也说不清。

    现在像这种情况比比皆是，就连他们知青点，也有个女生嫁给了当地农民。这都是那句“扎根一辈子”闹的。可谁又能想到，命运偏偏和他们这一代人开了个大玩笑，现在的实际情况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？

    列车又开动了，洪衍文望着窗外一棵棵飞驰的树木，不禁叹了一口气，也不觉回想起自己这八年来的过往。

    1969年8月，他还很年轻，少年不知愁滋味，对未来充满了浪漫的幻想。

    所以，他是主动响应号召去下乡插队的。不但自己拿着户口本去注销了户口，还改了个革命的名字“洪向阳”。可以说激情比李玉和还要李玉和。

    当年的他，心里全是去“广阔天地大干一场”的向往，根本闲不住，一上列车上就开始做好事，一遍遍地拖地，一遍遍地给大家送热水。

    那一刻，他没有想到，也不可能想到，就此开始的是他一生中长达八年的最艰辛、最无奈的岁月！

    知青也是有等级的。

    众所周知，去兵团是要政审、要体检，而且是限制名额的。兵团是管吃喝管穿戴的，是按时发饷，享受在册职工待遇的。

    而像他这样的人数最广的“插队”知青没有工资，只有最初国家配给的一年口粮，一年后就和当地农民一样，生活来源只靠挣工分。从本质上，就是一种事实上的待业形式。

    更何况，他被分配去的还是兔子不拉屎的雁北山区。在那个叫“疙瘩岭”的地方，不仅缺少耕地，只产小米和山药蛋，甚至还长期缺水。

    其实连他在内，当时“疙瘩岭”一共只分配来六名知青，三男三女，分别来自京城的五所学校。

    但是“疙瘩岭”的大队书记何三魁为了拒收他们，竟然特地跑到县里知青安置办公室，向主任再三告饶，说“疙瘩岭”年年闹饥荒哩，人均口粮才二百斤壳粮，根本养不活这些京城娃子。

    由此而知，这是一块什么样的土地。

    说实话，去的时候，他的确是有吃苦准备的，可没想到现实却是太苦了，而且大多数都超出了他的想象之外。

    首先说住。

    由于同意把下拨的建房款交给村里使用，他们才被村里接收，他们六个人最后就被安置在了两间破窑洞里。

    那里条件极差，无床无桌，就连窗户也是漏风的，连老鼠都不爱来。所以住下的第一天，就让大伙“傲然正气”顿失，只有失落、沮丧和茫然。

    其次再说干活。

    “疙瘩岭”的山地全靠人手工劳作，没牲畜更没机械，他们这些细皮嫩肉的“京城娃子”，得从早上一直干到天看不见亮。

    他还记得，刚来的时候，差不多有大半个月他都没洗过脚，不洗脚是因为累的，只要爬上炕，根本不用一分钟就能睡着。而且每天晚上脚是麻的，也是疼的。腰酸背痛腿抽筋，更是常年普遍状态。

    让人没想到的，还有狗凶。

    乡间的狗厉害，细腰长嘴，不善宣扬，冷不丁从墙后蹿出来，照着你的小腿就是—口，人说“贼咬—口，入骨三分”，让雁北的狗咬一口，不是“三分”，是“稀巴烂”。

    这里的狗们并不认得外来的知青，所以对他们全似不共戴天的仇敌，而且这些狗还都是跟狼干过仗的，大都有匈奴狩猎犬的遗传。

    所以来到这里第三天，当“六十三”中的刘阳平被咬伤送去县医院之后，所有的知青再一见到村里的狗，远远就会狼狈逃窜，避之不及。

    说一千道一万，最让人苦恼的，还是吃喝问题。

    在“疙瘩岭”吃水很难，要到沟底下去挑。挑水上坡，那是一种太大的艰难和考验，轮着谁挑水谁都憷头。

    挑着两桶水一鼓作气地往上爬，中途没有任何能歇脚的地方，那桶前高后矮，让人很难迈步，只有侧身斜着一步一步往上挪才行。不习惯的人，不是桶磕腿，就是水洒了。一不留神彻底打翻，你就坐在半坡哭吧，哭到天黑了还得下去再挑。

    除此之外，水的质量也不好。

    那沟里的水碱性很大，又苦又涩，有一股恶心的浑浊味儿。要是身体不好的，喝了一准儿腹泻。他们这些知青很长一段时间都喝不惯，也多亏有人带了不少黄连素，大家才最终抗过了这一关。

    至于吃那就更别提了。最大的问题是饿，不是不够吃，是吃不够，永远吃不够。

    这里是山区，庄稼地都是梯田，没有水源完全靠天吃饭。当地农民生活本身就特别清苦，一年到头几乎都是小米饭就土豆。

    刚开始因为有国家的配粮，他们这些知青还算能吃饱。可从第二年开始，他们就变成了一群眼睛冒着蓝光的狼，无论看到什么，第—个念头总是“能不能吃”。

    为了能让肚子舒服一点，他们常常要靠“自力更生”。这通常意味着三种方式。

    第—是吃饭时串门，跑到村民家里，有一搭没一搭地先待着，到了吃饭时候硬腆着脸不走，有你一碗就得有我一碗，多差也不嫌弃。实际就是蹭人家的饭，用文明点的词汇叫“打秋风”。

    第二是串队，附近各村都有知青点，靠山沟、莫家河、天谷峪，方圆百里都是朋友，串队是常事，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

    知青之间也有条不成文的规矩，不管你打哪儿来的，只要是知青一律管吃管住，住三五天也行，住十天半月也行，完完全全的共产主义供给制。

    这种串队是有来有往的，正所谓“投我以桃，报之以李”，只要家里有的，绝对相倾而出，毫不吝惜。可要是没有，那也就只能大眼瞪小眼，一块堆儿死勒裤腰带了。

    第三，可就属于歪门邪道的“创收”了。所谓“创收”，实际上是为了颜面的托词。简单说就是“捎带”，说白了就是“偷”。

    这其间内容很丰富，偷鸡摸狗拔蒜苗的种种都有，说起来也有一些是他们过去深恶痛绝的行径，可在饥饿面前，人的脸面、尊严都成了没用的东西，他们的道德底线就在不知不觉中一再降低。

    慢慢地，因了他们的出现，村里的鸡不断发生失踪事件，地里的野兔也少见踪影。老乡们都有一种感觉，自从“京城娃子”来了之后，又有了一种过去鬼子进村的感觉。

    而无奈，忍耐，苦熬，也成为他们这些知青的唯一选择。镶黄旗的重返1977